解码中关村：体制冲破桎梏

如果有人告诉你，石景山的某个地方归中关村管，千万不要感到意外。

　　在解放前，中关村是一个介于旧朝都城北京与皇家园林颐和园之间不足百户的小村子–中官屯；在解放后最初的30年里，它所指代的是这个国家最密集的科教资源聚集区，只是因为中科院一位工作人员的失误，“中官屯”永远的变成了“中关村”；改革开放之后的20年里，中关村最能让人们想到“电子一条街”。

　　如今的中关村，覆盖北京市9个行政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区十园”格局的“高端产业功能区”。

　　而根据国务院今年1月批复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基于中关村方面认为的“土地资源比较紧缺”的考虑，中关村正在向国务院申请确定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范围，现有232平方公里内，有的要移出去，但总面积要增加，并且肯定会超过10个分园。

　　《规划纲要》给中关村确定的目标是，用10年时间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此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建设，也赋予了中关村在科技人员身份转化、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改革、科研投入体制调整等方面更大的自主空间，并希望中关村的先行先试能够对国家整体创新发展的制度和体制的形成和完善提供借鉴。

　　中关村已经不仅仅海淀区的中关村，也不仅仅是北京市的中关村。

　　解读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和演绎中国自主创新的历程，可以从解码中关村开始。

　　1. 首个自主创新示范区

　　2009年3月，中关村成为第一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其背景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明显提速。

　　2006年1月，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题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并确立了创新型国家战略。这一战略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要求逐步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计划用1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

　　在一年之后的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创新性国家战略提出和确定的背景，包括了适应全球经济科技转型需求和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双重趋势。世界2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仅使不到10亿人口的发达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但资源和生态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国的情况则是，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却发现自己不得不依然面对“用几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尴尬局面。

　　“改革开放以后，从全球角度来看，跨国公司生产过程细分之后，低端环节转移到中国，但高端环节和技术牢牢掌握在国外公司手里，尤其是技术模块化以后固化到零部件中，很难得到。”长期研究产业聚集和中关村发展的北京大学王缉慈教授说。

　　始于2008年9月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将中国这种产业困境充分暴露：外部需求萎缩导致产能过剩凸显，一些行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速明显下滑。

　　而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史表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往往是创新的重大契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硅谷、英国剑桥、法国索菲亚、印度班加罗尔等国际知名园区都在采取多项措施吸引各种创新要素，积极抢占全球科技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新的战略制高点，这被认为孕育着新一轮的科技创新高潮。

　　解码中关村

　　在此形势之下，2009年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首都科技界大会的演讲中提出，“只有加快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大胆革除阻碍科技生产力发展的一切体制机制障碍。要进一步促进经济和科技的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特别要从根本上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促进产学研结合，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自主创新是国家战略，国家战略需要支撑。”中关村管委会原委员赵慕兰如此理解中央选择中关村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而实际上，通过局部试验示范带动全局发展，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屡试不爽的一条成功经验。

　　“中关村最重要的特点是智力资源的密集，集中了大量创新的资源和要素。”王缉慈说。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陆续在中关村投入大量人力资源和科教资源，除“文革”时期略有中断外，这种投入持续至今，形成了中国最为密集的人力资源和科教资源聚集区。根据中关村管委会提供的数据，截至目前，中关村核心区拥有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32所高等院校、206个国家及北京市科研院所、67个国家重点实验室、55个国家工程中心或工程技术中心、全国近四成的两院院士。

　　“中关村有基础、有条件、有义务、有责任扛起自主创新这杆旗。”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说，他经常听人说，“中关村聚集了那么多资源！”

　　2. 中关村的基因

　　“中关村改革开放前就是院所林立、人才济济，为什么没有出现后来那样的繁荣？”这是中关村最初的三位创业元老之一的纪世瀛30多年来一直思索的问题。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娜@李@萨克森教授也曾在她曾引起中国人追捧的《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一书中指出，美国东海岸128号公路地区的高校资源和融资条件较西海岸的硅谷更为优越，然而最终胜出的却是后者。

　　“关键是体制机制！是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破壳而出引爆了中关村。”纪世瀛坚定地认为，中关村在突破计划经济、冲破中国传统文化的桎梏，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精神这方面，“要远远超过硅谷的作用”。

　　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王汝芳也认为，在中关村范围内，大学、科研院所拥有大量的技术创新成果，但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却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如股权激励、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按原有规定，科技成果收益除了奖励发明者之外，另一部分是上交国库的，“那学校就不一定有积极性了”。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从中央领导到实验室科研人员，为科技成果转化所困扰者不在少数；而推动“产学研”合作亦是历届中关村主政者案头课题之一。

　　中关村最早的创业者陈春先，冒着巨大风险“下海”创业的一个最朴素愿望便是，让技术能为生产服务，他个人甚至宁愿为此不要报酬。

　　另一位中关村创业元老陈庆振(其创办的科海公司，日后成为中关村最风光的“两通两海”之一)则回忆说，促使其“下海”的原因是，他在中科院物理所负责科研计划和科研档案时发现，“中科院的绝大多数科研成果整天都在档案室里睡大觉，没有被生产所利用，造成极大的浪费”。他为此还于1979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追问转化科技成果为什么那么难？

　　纵然是这样不从追求个人利益的“出走”，他们亦首先需要跨越横亘在面前的体制壁垒，第一关就是他们所属的“单位”。为创办企业，陈春先与上司交恶；为了从中科院计算所出走，日后的京海公司创办者王洪德留下近乎决绝的声音：“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你们就开除我！”

　　中关村为这些体制内出走者提供的第一个帮助是，由胡定淮领导的海淀区科委接纳他们的档案。“一个户口、一个档案，那时就是人的生死文件啊！”年过花甲的中关村管委会原委员赵慕兰说。另一个帮助是，时任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决定，以知青企业的性质为中关村科技人员创办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

　　这些在当时多少有些不规范甚至明显与政策相悖的自下而上的机制创新，使中关村迅速红火起来。

　　之后，中关村的每一次大发展也都与机制体制的突破和创新息息相关：从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的诞生到我国第一部高新区条例的出台，从第一家无业务主管单位协会的诞生到第一个国家工商总局驻中关村办事处的设立等等。如今，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亦明确定位为“深化改革先行区”。

　　在国务院批复的《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中，明确要求中关村，“深化改革和创新，破除制约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聚集整合国际国内高端创新资源，营造企业做大做优做强的环境，掀起新一轮的创新创业高潮，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对中关村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理解是，“针对创新创业的关键环节和要素，包括人才、金融、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做强做大等诸多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打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2010年12月31日，中关村自主创新平台成立，由来自19个国家部委和31个北京市属单位的人员参与重大事项决策，特事特办、跨层级联合审批，落实国务院同意的各项先行先试改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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